译文
暮宿客店时总是被人语喧闹声频频惊醒,辕铃叮呤准备即将早行。
清晨湿润的露气夹带着尘土飞沙,天边的残月伴随着鸡鸣。
旅途漫漫,远隔家乡千里之遥,归心迢迢,萦绕他乡夜半五更。
回首怜望江上曾经栖身的住宅,正是星移斗转天色泛明的时分。
注释
辕铃:驾马的车辕,马颈上的铃声;晓征:早行。
折:萦绕。
江上宅:家人所在的汉阳草堂。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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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充分运用对偶、比喻、拟人等艺术表现手法,形象真切地描绘出晓行途中的景色。诗的上半首以写景为主,描写了“飞沙”、“露气”、“残月”、“鸣声”等景物,下半首以抒情为主,情景交融,以景寄情,寄托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全诗清警空灵,意境幽切深远,语言清新。
“人语梦频惊,辕铃动晓征。”两句,是为全诗引子。暮宿客店,一夜数惊,晓梦何以难圆,是因为诗人时时惦念着一早行期在即。犹带着未曾散尽的梦,推门而出,那备好的车马已等候在拂晓的夜色中了。上路了,车轮动处,寂静的黎明中抛下一串分外清脆而有节奏的铃声;这悦耳铃声似在宣告:漫漫长旅又开始了——次句中一个“动”字,兼有启动、催动、响动三义,同时又似传达出一种早起晓行的兴奋,用得非常巧妙熨帖。
首联由第一句人语惊梦到次句铃催晓征,如同运用“蒙太奇”节奏,取镜由睡榻之上一下摇向户外,紧接着的画面已在行程之中了。就中省去了一系列动作过程,却不给人以突兀之感。首联紧扣“晓行”诗题,用语十分洗练。
“飞沙沉露气,残月带鸡声。”两句写晓行所见与所闻。呼吸着黎明湿润的露气,便道轻车,马蹄后,轮辐下,霜迹犹新,尘沙不飞。远远地,几处鸡鸣高低;天际,一弯褪了色的残月正渐渐下行。“露气”与“飞沙”间接一“沉”字,是驿道上尘沙不飞的原因。“残月”与“鸡声”间着一“带”字,更道出月渐下带起鸡鸣声的奇妙关系。“飞沙”两句连在一起读,即十分传神地写出早行人眼中黎明的独特景观。
句法上,颔联用的是倒装句,正常语序应作“露气沉飞沙,鸡声带残月”。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全诗韵脚应和的需要,同时也为更着意突出一种语言警策的效果。
“客路逾千里,归心折五更。”两句转入诗人内心感受。从汉阳到京都,其间需要路经很多山水。迢递陌路,此行一去,欲问归期未有期,诗人因此顿生百般思绪,真可谓离家愈远而思乡之心愈切。一个“折”字,便写尽了那种愁肠百结的感情。愈是远去,离情愈是在这未央夜、五更天曲曲折折百般萦绕。
颈联两句由“景”入“情”,刻意托出诗人那种辞家初征、客路怀乡的心情,是为全诗重心所在。
“回怜江上宅,星汉近平明。”紧承上联,续写诗人五步一太息,十步一回首的情形,渐行渐远的驿车已经走出几程了。掉首复回望,那江畔曾经投宿暂居过的客舍,远远看去就如同隐隐绰绰浮在烟波浩渺的江面上,让人依依留恋。而此时的天际,晨星阑珊;远处那一片朝霞正渐渐扩展,天就要放亮了。
尾联“回怜”一句,既是颈联怀乡思绪进一步诉诸动作化的表现,同时又于暗中对首联起句所写的客店夜宿作出了照应,而末句所表现的天近平明的情形,实际上也暗寓了诗人天即晓、且振作精神抖擞上路的自我劝慰。
“晓行”一诗,前半首重在写动态,写景色,笔触生动清警,白描中且能翻出新意。后半首重在写心态,写乡思,所叙低回曲折、沉郁悱恻又不失含蓄,整首诗特别表现出一种对词语的敏感,如首联中的“动”,次联中的“带”,颈联中的“折”等字,都反映了诗人于铸词的刻意锻炼。
参考资料:
张问陶(1764—1814) ,清代杰出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字仲冶,一字柳门。因善画猿,亦自号“蜀山老猿”。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寓所。其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张船山书画年谱》等文献。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存诗3500余首。其诗天才横溢,价重鸡林,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