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追忆人生少年离别日,后会有期看得很容易。
世事沧桑你我同衰老,再也不像当初握别时。
不要推辞小小一杯酒,分手后恐怕更难重持。
梦中寻你不知在何方,如何安慰我这相思意。
注释
范安成:范岫(440一514),字懋宾。曾为齐安成内史,故称范安成。
生平:平生。
易:以之为易。前期:后会的日期。
及尔:与你。
非复:不再像。
持:执。
梦中不识路:《韩非子》:六国时,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便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写好友老年时离别伤情的诗,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送别诗。
写送别,既不写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又不通过写景抒情达意,而是从年轻时的分别写起,用一“易”字,说年轻时不把离别当成一回事,总觉得再会是很容易的。这里既是对从前分别的追忆,又是对过去把离别不当成一回事的追悔。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起句自然,平平叙来,而眼前依依不舍的感情隐含其间。“黯然伤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毕竟是人生中伤痛的事情。“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年轻时不在乎,因为来日方长,而年老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所剩日子无多,不能再轻易离别了。作者把老年时对待别离的感情和态度与年轻时相比,不但使诗意深入一层,而且把一别之后难得再见的痛苦而沉重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
“勿言”二句起承转作用,是从离别写到别时的酒宴。说明此次饯别,不同以往,眼前的一杯薄酒,不要再以为不算什么,因为到明日分别以后,恐怕再难于一起把杯共饮了。“一樽酒",形容其少。“难重持”,很难再一同共饮,而且是“明日”,就在眼前。这是多么令人心酸而又遗憾的事情。小小一杯酒,寄托了依依难舍之情以及极可珍惜的知己的无限情意,语调低沉,伤感不已。
最后,作者则驰骋丰富的想象,想到古人梦中寻友的动人事迹,他想模仿古人,在与范安成分别后,梦里去寻他以慰相思之苦。但是,梦中要迷失道路,好友是寻不见的,因而相思之苦仍消除不了。作者用了“何以慰相思”进行反问,把真挚的友情,“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酸楚的心理状态,精细地刻划了出来。这两句诗,把深厚的友情表达无余,把不忍离别之情推向高潮,是感情的升华,是痛苦的倾诉,含蓄蕴藉,有画龙点睛之妙。
这首诗在沈约的诗作中很有特色,不但句句言别,句句言友情、别情,气脉贯注,波澜起伏,而且通篇率尔直言,语言通畅流利,说话的语气,情感的表达均突出了老年人分别时的心理状态,依依留恋的深情厚意以及凄怆酸楚的痛苦心情。而感情的抒发,来自内心深处,毫无造作之感。另外,诗的风格朴素,气骨道劲,不事雕凿,不用对仗句子,有平易亲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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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441~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虏将军。父亲沈璞,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沈约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外,多已亡佚。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肴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