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远望淮山隐隐约约可见其影,连绵千里的山峦承载着我千里的悲恨。淮水浩渺悠远,万里波涛寄托了我万里的愁思。
山长水远,挡住了行人向东眺望的视线。旧恨新愁,面对这晚春景象,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默默垂泪。
注释
淮山:指淮河两岸所见山峰。隐隐:不明显,不清晰。
淮水:指淮河,源出河南桐柏山,东流经安徽,入江苏洪泽湖。悠悠:遥远。
烟波:雾气迷蒙的水坡
东望:词人被掳北上,所以向东眺望故乡。
恨旧愁新:即旧恨新愁,指对金人统治者的恨,对自己艰难处境的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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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首词中记录了女主人的不幸遭遇和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上片写被掳北去时告别故土的沉痛心情,下片写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对敌人的仇恨。整首词的抒情哀婉真挚,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词的上阙,写她被掳北去,不得不离别故乡山河时的沉痛心情。
上阕四句,一山一水,两两相对,可以说是一副十分工整的对联,在词作中,它又是不很常见的隔句对。“云峰”、“烟波”,既写山高水阔,又写出春天雨多云多的景象,再加上作者心伤情苦,泪眼朦胧,因此山河呈现出一片迷茫的景象。“云峰”前冠以“千里”,“烟波”前冠以“万顷”,写出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暗示作者对它的深情。但此时却满目疮痍,河山破碎,大批人民被掳北去,不能安居故土,这万千愁恨怎能不一齐迸发!“千里恨”、“万顷愁”极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深仇大恨。
同时,她移情于物,移情于淮河山水,使山河也充满了愁恨,因为它们是这场患难的最好见证。千里,从纵的角度形容愁恨;万顷,从横的方面予以夸张,这样的表现手法就将愁绪这种无形的情感有形化了。具体化了,它与以往的某些表现手法有所差异: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踏莎行》:“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胡楚《寄人》:“若将此恨同芳草,犹恐青青有尽时。”他们着重表现的是愁恨之无穷。应该说这些写愁之作都各自有其艺术的独创性。但这个淮上良家女的这两句词却在读者心理上造成一种泰山压顶、窒息心胸之感。
词的下阕写她被驱赶向西,而她的心却一直向东。
“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两句既是对上片的总结,又是作者眷恋山河的进一步具体描写她离开家乡越来越远,眷恋的感情也越来越重。她一步一回头地看着自己的家乡,直至山水完全遮断了她的视线。天涯沦落,何时能回到故乡的怀抱?这一切使她感到茫然。这一去,也许是永无归日了,只能此刻回首东望,直至“遮断”为止。“东望眼”三字,真实地写出了被掳者逼迫而不得已,朝西北方向行进而不断回望故乡的情景,极形象地表现了她不忍离去的痛苦。
面对着这一切,“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这恨,是指对金人南犯之恨,对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无耻南逃之恨;这愁,是为乡土遭受蹂躏而愁,为被掳后的屈辱生活和颠沛流离而愁。旧恨加新愁,让一个弱女子如何经受得了!“恨旧愁新”四字,一般用作“新愁旧恨”,语意显得平淡。而将“恨”、“愁”二字前置,不但使句尾协韵,加强了音韵美,且构成了两个节奏紧促、意思完整的短句,使人感到语新气逼。末句刻画了一个哀怨至极而又沉默无语的形象。“有泪无言”,是她的一腔悲愤无处、也无人可以倾诉,只有和着泪水忍声吞下这时代加给她的深重灾难,这实际上也是对南宋投降派君臣的一种无声的谴责。“晚春”既点出被掳的时间,也含有春光将逝无可奈何的情思。
这首小词诉说的是一个被金人暴力胁迫的无力抗争的弱女子的遭遇与悲苦,凄恻动人,它能引起人们对女主人公的无限同情。词的形式义富有民歌的特色,写山写水,说愁说恨,回环往复,一唱三叹,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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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