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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前两句写景。首句中“秦邮”即高邮,据祝穆《方舆胜览》:“高邮,一名秦邮,秦因高邮置邮传为高邮亭。”“寒雨”为秋雨,乃暗示经高邮之季节,“夜”则点明雨泊的具体时间。首句写诗人于深秋寒雨潇潇之夜泊船于秦邮,此乃破题。次句则进而把高邮雨泊地点具体化为“南湖”,即高邮南部的武安湖。“新涨水连天”描绘出此时由于“寒雨”不停,南湖水势为之涨起,放眼望去烟波浩渺,水天相连,难以分辨的情景,从而开拓出一个凄清迷蒙的意境。
夜雨中的南湖既凄迷又空寂,看不到一条渔船,一个人影,自然空间的清寂无人引起了诗人心理空间的寂寞之感。于是乃有“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之感叹。此时,面对高邮南湖,作为一代诗坛才人更感寂寞的是五百年间的文坛没有再出现像高邮秦淮海这样才华超群的词人。淮海为秦观号淮海居士的简称,诗人称“寂寞人间五百年”,当然是夸饰之言,旨在推崇秦观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又,王士禛词风格亦以婉约绵邈见长,与秦观相近,因此才有这种惺惺惜惺惺的仰慕之情。诗人于慨叹不见风流秦淮海的同时,亦暗寓步武秦观,欲打破文坛“寂寞”之意。此乃诗人“情寄”之所在。
王士禛论诗继承钟嵘“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的观点,称“五字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使人思”(《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主张即景会心,直抒性情,不用或少用典故。此诗即为这一观点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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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馀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然传其衣钵者不少。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然辨驳议论多错愕、失当。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馀,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
“今天降祸灾於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辞之有与?若犹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