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到处都是披着毛毡的蒙古骑兵,亡国后,人们去观看上元灯市,花灯好像也伴人洒泪。春天来到这座悲惨的城市,元军在街头打着鼓、耍把戏,横笛吹奏起蒙古的腔调,哪里有一点儿春天的光景?耳闻目睹,心头不是滋味!
在微弱的灯光下叹息,悲伤无聊的生活把人折磨,在这明月高悬的上元灯市,我十分留恋沦陷的楼台房舍。那令人眷恋的临安都城的风景,那隐居山林的寂寞岁月,那逃往海滨的小朝廷的君臣,怎么进行抗敌斗争,复兴祖国?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注释
题曰《春感》,亦咏元宵。
铁马:指战马。陆倕《石阙铭》:“铁马千群。”
银花:花炮,俗称“放花”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洒泪“兼用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意。
愁城:庾信《愁赋》:“攻许愁城终不破。”详见姜夔《齐天乐》注⑷(231页)。
指蒙古的流行歌曲,鼓吹杂戏。周邦彦《西河》:“酒旗戏鼓甚处市。”
故国:本意是“故都”,这里兼说“故宫”,连下高台。《武林旧事》卷三:“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高台下瞰,如在指掌。”
辇下:皇帝辇毂之下,京师的代称,犹言都下。
三句分说:宋亡以后临安元宵光景,自己避乱山中,宋室漂流海上。
参考资料: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歌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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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翁(1233.2.4—1297.2.12),字会孟,别号须溪。庐陵灌溪(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梅塘乡小灌村)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 景定三年(1262)登进士第。他一生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丰厚文化遗产,遗著由子刘将孙编为《须溪先生全集》,《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一百卷,已佚。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