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催促春花盛开的鼓声一直还没有停,酒醒之后已经看见落花纷纷扬扬。不忍倾杯一饮而尽这酒杯中残余的薄酒。面对秋风,离情别绪顿生,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可爱的人儿阿,如今这离别又出现在眼前,寂空无所依,只留下一轮圆月,独立天际,甚至就连这月亮也与当时我们在一起时不同,你看这凄凉的清光缕缕地照在我的青丝上,如何不催人泪下。
注释
菩萨蛮:《菩萨蛮》,本唐教坊曲,后用为词牌,也用作曲牌。亦作《菩萨鬘》,又名《子夜歌》、《重叠金》等。
花奴:唐玄宗时汝阳王李琎的小字。
残红舞:指花落。
覆:倾翻酒杯,指饮酒。
馀觞(yúshāng):杯中所剩残酒。
粉香:代指钟爱的女子。
“月也”二句:如今的月光也与当时不同了,只照着我的鬓发。
参考资料:
这首词通过临别前和临别时的环境以及心理描写,来渲染相思之情。上片通过临别前饮酒与心绪不宁的矛盾心态,下片更进一步,通过写马上要离别时,突然感到物非人非的强烈情感,表达了面对离别而无法自禁的剧烈情感变化。
上片情感表现还在自控的范围内,最多是愁肠百结而“不忍覆余觞”,实在不能忍受心中痛苦也只是“临风泪数行”,或许情人问起,她可能还会忍住说是眼中吹进了沙子。
下片就显然增强了情感。眼看马上所爱的人就会很难再看见一次,情感上难以忍受,原本物是人非都已是催人肝肠寸断的了,她却说就连物也并非原来的物了,天上那轮见证过你我二人爱情事实的圆月也突然冷酷无情起来,这营造了一种极大的内心恐惧感、寂寞感、空虚感。
这首词中“催花未歇花奴鼓”句引了唐代玄宗时人物李琏的典故。他是大唐睿宗皇帝嫡孙,是唐朝宗室让皇帝李宪的长子,正由于他是让皇帝的长子,所以被封为汝阳郡王。他小名叫花奴,是个长得面容俊美姣好的美男子,并且音乐能力很强,可谓才貌双全。他还擅长弓和羯鼓,聪明敏捷。众所周知,唐玄宗也是历史上一个极富艺术修养的皇帝,在音乐舞蹈方面都是行家,身边有个多才多艺、才貌双全的美男子花奴,玄宗当然对他很是喜欢,并曾亲自教他音律,据说玄宗还亲自教授他羯鼓。
这首词写思恋、写离别,本身用词也巧,典故也大有可玩味处,真可读可感:花奴不鼓,唯见残红飞舞,前欢不再,而其悲则无穷,读之惨然,起身无绪,怅然若有所思。
参考资料:
这词要从唐朝说起,《菩萨蛮》又名《子夜歌》、《巫山一片云》,是唐朝教坊曲名,据记载,唐宣宗时,女蛮国入贡,其人高髻金冠,璎珞被体,故称菩萨蛮队,乐工因作《菩萨蛮曲》。不是菩萨也发脾气耍蛮的意思。
唐玄宗时汝阳王李琎小字“花奴”。奴是昵称,宋武帝刘裕的小名就叫“寄奴”,李白也称自己的儿子为明月奴。李琎善羯鼓,羯鼓,一种乐器,状如漆桶,下承以牙床,鼓之两头俱击。据说此乐器出自匈奴。
玄宗也善羯鼓,因此对李琎特钟爱之,曾说:“花奴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堕也。”(见《羯鼓录》)又,玄宗尝于二月初一晨,见宫中景色明丽,柳杏将吐,遂命高力士取羯鼓临轩纵击一曲《春光好》,曲终,花已发坼。玄宗笑言:“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玄宗以鼓催花的狂妄自豪和祖母则天大帝以诗催花的做法一脉相承。
唐朝人的任性纵情总带着天亲地近的色彩,有新石器时代对着红日高山丛莽舞蹈的肆意。后来达官贵人筵席之上常击鼓为乐,以助酒兴。然而后来人少有那种肆意无畏的兴头,多了不忍覆馀觞的小心翼翼,越是想留存好景越是容易多愁善感,临风泪数行的气质所为就有刻意的萧瑟和黯然了。
容若这首词由离筵写起,用羯鼓催花之典实,花开即落,暗语好景不常。用盛筵将散,离别在即的情景,表达了伤春伤别的惆怅。下阕承上阕情景情绪再加点染,进一步刻画今日空自对月的寂寞凄清。结二句落在了此刻的实处,写月下的痴情思念,无法排解的愁苦幽伤。
容若词集中另一阕《菩萨蛮》曰:“梦回酒醒三通鼓,断肠啼鴃花飞处。新恨隔红窗,罗衫泪几行。相思何处说?空对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团圞照鬓丝。”立意构思乃至遣词用句,都与此阕雷同。评家多认为可能一是初稿,一是改稿,然改易处甚多,结集时就两首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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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清代最著名词人之一。其诗词“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他生活于满汉融合时期,其贵族家庭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虽侍从帝王,却向往经历平淡。特殊的生活环境背景,加之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创作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流传至今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富于意境,是其众多代表作之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