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人生在世,有什么地方能够不经历离别?在战乱年代,短暂的分离也让人依依惜别。
远处雪岭那边朝廷的使臣还稽留天外未归,近处松州一带也还驻扎着朝廷的军队。
座中的醉客们邀请我这清醒的人喝酒,江水上空明亮的晴云夹杂着雨云,风雨欲来。
成都里面的美酒可以用来度过晚年,更何况有像卓文君这样的美女当垆卖酒。
注释
杜工部:即杜甫。因杜甫被授有检校工部员外郎官衔,因此人称杜工部。这里表明是模仿杜诗风格,因而以“蜀中离席”为题。
离群:分别。《礼记·檀弓》:“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雪岭:即大雪山,一名蓬婆山,主峰名贡嘎山,在今四川西部康定县境内,其支脉绵延于四川西部,被称为大雪山脉。唐时为唐与吐蕃边境。杜甫《岁暮》:“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又《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
天外使:唐朝往来吐蕃的使者。
松州:唐设松州都督府,属剑南道,治下所辖地面颇广,治所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内。因西邻吐蕃国,是唐朝西南边塞,故长有军队驻守。
殿前军:本指禁卫军,此借指戍守西南边陲的唐朝军队。
延:请,劝。
醒客:指作者自己。
晴云杂雨云:明亮的晴云夹杂着雨云,这里是比喻边境军事的形势变幻不定。
送老:度过晚年。
当垆:面对酒垆,指卖酒者。
卓文君:汉代女子,因与司马相如相爱而被逐出家门,而后卓文君在临邛(qióng)亲自当垆卖酒。此处用卓文君喻指卖酒的女子。
参考资料:
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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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下篇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