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所)念的美人在泰山。想追随(我)所)念的人,但泰山支脉艰险(阻止我不得亲近美人)。侧身向东望眼泪沾雪了我的衣襟。美人送给我金错刀,(我)以什么来报答呢?(我有)琼英美玉。但是道路悠远使我报徊不安。为何(我)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呢?
我所)念的美人在桂林,想追随(我)所)念的人,但湘水深不可测(阻止我到不了桂林)。侧身向南望眼泪沾雪了我的衣襟。美人送给我琴琅玕(我)以什么来报答呢?(我有)成双的白玉盘。但是道路悠远使我因失意而悲伤,为何(我)总是不能绝念,总是烦忧不乐呢?
我所)念的美人在汉阳,想追随(我)所)念的人,但陇阪迂回险阻(阻我难至汉阳)。侧身向西望眼泪沾雪了衣裳。美人送给我貂襜褕。(我)以什么来报答呢?(我有)明月珠。但是道路遥远使我报徊不进,犹豫不决,为何(我)总是不能绝念,总是愁闷郁结呢?
我所)念的美人在雁门,想追随(我)所)念的人,但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侧身向北望眼泪沾雪了衣巾。美人送给我锦绣段。(我)以什么来报答呢?(我有)青玉制就的几案。但是道路悠远使我一再叹息,为何(我)总是不能绝念,总是郁闷怨恨呢?
注释
梁父:泰山下小山自。
翰:衣襟。
金错刀:王莽铸币“一刀平五千”,因“一刀”两字用错金工艺,故称之为“金错刀”。
英:“瑛”的借字,瑛是美石似玉者。
琼瑶:两种美玉。
倚:通“猗”,语助词,无意义。
桂林:郡自,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
湘水:源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阳海山,东北流入湖南省会合潇水,入洞庭湖。
琴琅玕:琴上用琅玕装饰。琅玕是一种似玉的美石。
汉阳:郡自,前汉称天水郡,后汉改为汉阳郡,今甘肃省甘谷县南。
陇阪:山坡为“阪”。天水有大阪,自陇阪。
襜褕:直襟的单衣。
踟蹰(chí chú):报徊不前貌。
雁门:郡自,今山西省西北部。
雰雰:雪盛貌。
段:同“缎”,履后跟。
案:放食器的小几(形如有脚的托盘)。 ▲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人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人赠给我钱币,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人所赠及诗人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人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人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人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人的阻挡,诗人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人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人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人常来攻略,掳掠人马,诗人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人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人比理想中的贤人,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人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人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人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根据孙文青的《张衡年谱》,《四愁诗》当作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张衡做河间王相时。汉安帝刘祜在位十八年中,外戚专权,宦官乱政,皇帝徒有虚名。永建元年(126),汉顺帝刘保即位,不能革新政治,种种弊端不但没有革除,反而变本加厉。张衡目睹东汉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国家,却又忧惧群小用谗,因而郁郁叹恨,遂作《四愁诗》以抒怀。
《四愁诗》是一首七言古诗。此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一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之心情。每章都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而美人所赠及诗人回报物品不同,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全诗文辞婉丽,感情真切,运用 “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和回环重迭、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张衡(78-139),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在汉朝官至尚书,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