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住在山水风光的乡村,不知不觉有了老头子的情怀,把当官的烙印都消除了,学会了民歌野曲,端着老瓦盆和几个农夫喝碗小酒,再也不投身那天罗地网的官场。
发达了被人唤作俊杰,放弃了功名就要被叫做痴呆吗?不学那王粲登楼,冯讙弹琴,他们只是追求功名,辞官归隐竹篱茅舍,古今只有陶渊明是真俊杰,不为那五斗米折了腰。
注释
熏陶成野叟情:感染和陶冶成为老农民似的情性。野叟,野老,老农。
时官样:时髦官员的模样,流行的官僚架势。
老瓦盆边:粗陋的陶制酒器。这是元曲中习用的词语。
天罗地网:喻法制森严、危机四伏,无法逃出官场中设置的陷阱。
达:通晓。
王粲:汉未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西京丧乱,他避难荆州,投靠刘表,未被重用,于是作了一篇《登楼赋》抒发自己久客异乡,才能不得施展所产生的思想情绪,主旨仍是对功名的热衷。
手莫弹冯讙铗:冯讙在孟尝君家里作客,没有得到重视,于是弹铗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有了鱼,又说“出无车”;有了车,又说“无以为家”。他自然也是追求功名富贵的。▲
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官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官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官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官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官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叟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官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叟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官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官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官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官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叟情”,亲近“野叟情”。所以,“铲削去时官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叟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
汪元亨(生卒不详),元代文学家。字协贞,号云林,别号临川佚老,饶州(今江西鄱阳)人元至正间出仕浙江省掾,后迁居常熟官至尚书。所作杂剧有三种,今皆不传。《录鬼簿续篇》说他有《归田录》一百篇行世,见重于人。现存小令恰一百首,中题名「警世」者二十首,题作《归田》者八十首。他生当元末明初乱世,从今存散曲内容看,多警世叹时之作,吟咏归田隐逸生活。在艺术上,其散曲风格豪放,语言质朴,善用排比,一气贯注:有些则潇洒典雅,情味浓郁,互文比喻,耐人寻味。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